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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时期尚无法大规模饲养生猪的情况下，目前最现实的政策并非一味鼓励大规模饲养，而是应该切实大力加强乡村卫生防疫体制建设。另外，如何互助融通资金、供给专业养殖者也是另一大瓶颈
现实社会中，生猪无时无刻不处于人们编织出来的各种制度和关系之网中，要识破近一年来猪肉价格整体高涨的谜底，我们就必须回到这张网里去。
今天不妨从一个小切口入手。
散养成本奥秘
经历了2006年猪肉价格大跌、蓝耳病和2007年的大涨价，一个声音在人们耳边越来越响：都是散养惹的祸！中国养猪业一定要大规模、大工业化！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也开始“扶持”大中型养猪场，它们成了招商引资的新热点。
此言不错！君不见，目前全国生猪的70%源于散养农户的房前屋后，25%来自专业户，而其余5%出自大规模养猪场。掐指算来，农家分散养殖的弊端至少有三：其一，缺少规模效益，效率低，不具比较优势；其二，信息不灵，反应慢，盲目经营易造成市场的同步缩放，为价格起伏推波助澜；其三，不利于疫病防治。
于是，一些人设想，如果几年后八成生猪为大规模养殖场提供，那么不但疾病减少，养殖成本肯定大降，就是农民也可以花比现在更少的钱买到肉食，价格更趋稳定，政府宏观调控亦是便利多了。
不过暂且打住想象，必须反问一句：“规模”一定“经济”吗？农民会受益吗？价格起伏会更小吗？
过去大集体时代的生活希望人们还未忘记。如果养殖规模大一定经济，那么为什么在那些年代，一直把大多数的小牲畜饲养（如鸡、鸭、猪、羊等）都放在农户家里，而不是生产队或公社呢？为什么1959年经济形势严峻之时，毛泽东还批示说要恢复自留地和养猪呢？
再说近日。全国近年的农产品成本调查显示，对比生猪散养与规模养殖（包括大中小型规模养殖）的生产成本，散养确实要高于规模养殖（590元对528元），其中每头猪的物资费用散养为463元，规模养殖为495元，但散养用工价值127元，规模养殖只有33元。虽然散养平均每头重量略高一点，但饲养时间明显长于规模养殖（184天对141天），每头纯收益散养为34元，而规模养殖为50元。散养效率低似乎无可辩驳。
不过此种逻辑其实是对农村生活的不了解。首先，劳动力投入上，没有哪个散养农民会一家老小成天围着猪圈转，他们投入的是饭前饭后、家务之余的零散劳动，用句学术话语，这样劳动的机会成本几乎为零。而养殖专业户或养殖场内的劳动投入绝非如此，那是直接要求得到真金白银报酬的。换句话来说，上述每头生猪耗费的人工，虽然表面看散养者大大多于规模者，其实前者多不看重这些投入，未计入成本，其估算价值是“虚”的，而后者则相反。
其次，饲料投入为物资投入中的大头，但猪也有高低贵贱，规模饲养场内的猪吃精饲料当然高于农户散养。有调研说，散养1至5头猪的农户，饲料中购买的部分仅为22%，一般把这些购买的加上自家多余的粮食配成精饲料。更多的以多余的蔬菜叶子、植物秸秆、糠麸、饼糟等混成粗饲料，农家厨房饭桌的残留当然更是生猪的重要口粮。
问题就在这里！除了少量购买和粮食投入，大多散养者的猪饲料其实都来自生产生活的剩余物，它们弃之可惜，也污染环境，有点空闲的主妇当然拿来喂猪。所以，如果上述闲余时间上的劳动投入和闲余物资投入并不作价计入成本，那么，散养农户的纯收益将大大提高。
生活是最伟大的经济学教科书，很多人认为对养殖而言，规模经济总是存在，但这一命题本身就是针对其他因素不变时、增加规模后更多提高产量情形的描述。经济学家舒尔茨表示过，在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事实上，我们不应在大工业时代忘记市场的核心问题——分工。经济学家杨格在上世纪20年代就指出，大规模生产的概念忽视了分工和专业化改进生产力的效果。我们分析肉价问题，也不能只见供需双方，而不见真实的经济社会组织制度（详见下次讨论）。
枣粟稠、生计安
事情还不仅如此。散户退出或进入市场当然和价格波动联系紧密，如辽宁省2006年比之2004年饲养生猪的农户下降了约20%，广东省退出市场的散户也大体相当，这阶段肉价处于低谷。不过退出行动和价格下降二者孰因孰果却不好判别。问题在于，如果大多是规模养殖，这样的时候一定能扛住价值规律吗？就不会出现集体串通抛售的情况吗？
事实上，相比规模养殖，散户虽然信息不灵，更易受损，但可以说恰恰是无数个散户农家在一定程度上分散着价格大跌带来的风险。正是这种千家万户的小规模养殖，对生猪供给总量起到了库存调节作用。当价格跌至非盈利区、供过于求时，农户会延迟出栏期，或将自产的猪肉更多留作消费，而在生猪供不应求时，农户会抛售生猪，获取利润。
并且如果大多规模养殖了，农民拿钱买肉，一定能享受好处吗？其实未必。除了进城打工，副业更成为农民现金收入的潜在来源。收入水平越低的地方，农民就越可能依靠养猪来提高收入，该地区生猪饲养也就可能保持一定的增长。如果没了这块收入，农民实际收入水平下降，掏钱买肉者可能不多反少了。
“富不养猪”，这里的富更直接的含义就是现金，而近年来生猪养殖重点区域西进、北移的趋势也证明了这个道理。中西部养殖者“责任”的增加不但伴随着风险的增大，也暗含着他们退出这个市场可能性的提高，特别是在家人在外打工有较好货币收入时。而这些恐怕是思索猪肉价格，乃至近期宏观经济的一个基本事实。
笔者春节回重庆老家，就发现在米、肉价格涨了不少的情况下，伯父却在用大米喂猪养鸡自食其肉！他儿女都外出做工了，无需大量现金，于是就回归了非商品社会。这个举动可不能小看，如同2003年前后钢铁需求紧张很大部分来自建设钢铁厂的需求一样，丰收时农民可能更多存粮而待来年初春的高价，肉价低或自己需要多时就宁可自食而不易于市。对这样的行为，我们只有理解和尊重，已经无法靠行政力量改变什么，需要思考的是怎样顺应农民行为的规律做事。
乾隆巡山东曾有诗云：“迤逦烟郊枣粟稠，小民生计自为谋。”枣粟好，皇帝就不担心了，而“粮桑”一词的桑即为副业，它直到今天仍然是广大农民进入市场获取更多现金的渠道。
承认这个事实，就可明白，在一定时期尚无法大规模饲养生猪的情况下，目前最现实的政策并非一味鼓励大规模饲养，而是应该切实大力加强乡村卫生防疫体制建设。另外，如何互助融通资金、供给专业养殖者也是另一大瓶颈。财政令其“稳”，金融使其“活”，因为现在是散户怕疫病，大户缺资金。这两大障碍不打通，价格大起大落就可能难以避免，方法再对头的宏观调控也可能效果大打折扣。
不过，进一步想，我们又有疑问了——供给着70%生猪的散户就是这些生猪的主人和产权拥有者吗？我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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